315延期时间待定，先说点儿“不能播”的吧

315晚会毫无意外的延期了。

相比近年来媒介端对315晚会是“大公司公关秀场”的调侃，今年这种声音似乎少了很多。

因为相比于屡禁不止的网贷丑闻、始终没有定论的“乔碧萝”骗打赏事件，以及波及面有限的新能源车质量问题，大家目前对推延晚会的全部期待只集中于一点——

疫情之下，到底是谁在发国难财？

卖口罩的人：套牌出产，利润翻百

在新冠肺炎舆情发酵仅一周左右的2月初，就有媒体开始放出各地查处假口罩的新闻，其中，“埋伏”在各正规药店，不仅耳带易断，连贴合鼻梁的金属条铁条都会跳出来的河南“飘安牌”假口罩屡见报端。

这些假口罩在北京、上海、安徽、浙江、江苏、广东、湖南等多地流窜涌现，仅长沙一座城市就流入了至少190 万只假冒的飘安口罩。

而后，“飘安牌”的生产厂家飘安集团连发公告称媒体口中的“加口罩”并非该集团产品，于是，“飘安牌”假口罩的线索指向了各路家庭作坊和经销商。事实证明，这些黑心商人不仅贴牌生产而且还趁资源挤兑之际哄抬物价。

据报道，经销商通常能以几毛钱，甚至几分钱的低价从生产假口罩的黑作坊处拿货，后经多级分销、层层加价之后，一只假口罩的售价一般可以至少上浮10倍，甚至可以到达百倍。当假货规模足够大，自然每个环节都能从中获利。

口罩，俨然成了今年新春收益率最高的“理财产品”。

比如，内蒙古一家名为天赐医药的公司就因售出970袋假“飘安”口罩共计获利超过2.4万元，而在假口罩“重灾区”的长沙，190万假口罩带来的利润粗略计算至少有500万元。

更不要说那些流传于朋友圈微商、电商平台、跨境电商平台的假口罩，因为渠道多且分散而难以一一溯源。无论最终查处与否，财产乃至人身的风险都尽数转嫁给了高价买来“薛定谔的口罩”的消费者。

疫情向来都是一面照妖镜，言下之意，发国难财的事早就不新鲜了。2003年非典期间曾经销毁了5.5万只问题口罩，2009年甲流也有数百万问题口罩被缴获。此外，还有众多医疗器械造假的问题藏身于口罩丑闻身后。

这个肮脏且循环的利益链，曾被无聊且枯燥的有钱人朱一旦团队拍成了短视频，只不过里面那块奇幻漂流的劳力士如今正同那个发哨子的人一样，被关在一栋编号404的大厦里。

莆田系红会：口罩是真的，账是假的

没人忘得了在疫情期间，全国上下第一时间响应，将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捐往湖北红十字会的时候，武汉一线医护人员依然在微博上急求物资的呐喊。仔细一看才知道，原来口罩再真，也架不住红会的账假。

1月31日，湖北红会在其发布的《物资使用情况表》中显示，截至1月30日武汉红会总共发送口罩24.5万个，武汉市指定的61家医院发热门诊机构之一协和医院只获得私人捐助的3000个口罩，而“莆田系”医院武汉仁爱医院、武汉天佑医院则分别获得1.6个口罩。

舆论发酵之后，红会承认的确是自己“不小心”，比如：

不小心把“支行”写成了“之行”；

不小心把“kN95”写成了“N95”；

不小心把“2020年1月31日”写成“2019年1月31日”；

不小心把“1.8万个”写成了“1.6万个”......

至于为什么大量口罩都流向了没有设置发热门诊的莆田系，为什么定点医院上门“讨”不出口罩，为什么其他物资没有及时发放，红会都对此不予置评。

期间，FN科技（ID：FN-24H）也曾拨打过湖北红会的电话，对方自称干事，称物资发放低效系“人手不足”、“等待审批”，而对于发放路径的质疑则三缄其口。

不久后随即出现了央视记者闻讯到当地查访，红会拒绝“开仓验货”的经典一幕。

公开信息显示，湖北红会和莆田系医院素有交集。2011年，仁爱医院和湖北红会联合成立基金，规模百万；2016年，湖北红十字基金又指定仁爱医院作为“拯救子宫计划”的定点援助医院。

抛开与莆田医院有染的湖北省红会，武汉市红会也是劣迹斑斑。比如，武汉红会曾在1993年将一块国家划拨用于建设“救灾备灾仓库”的用地，以每年10万的租金租给湖北芝友机电有限公司，而后湖北芝友又将这块超过1万平方米的用地分拆成10个门面，当办公仓库租给下家，自己则安心做起了二房东。

到了2011年，武汉红会和芝友机电的骚操作才东窗事发。2014年，当地执法部门下发行政处罚令，意图罚没武汉红会非法所得，得到的却只有一句“经费紧张，已做善款”的回复。

至于本次疫情中湖北红会扮演了何种角色、和莆田系之间究竟有何关系以及在物资调配中产生的“利益”问题，不知道是否也会和“经费紧张，已做善款”一样，落成一笔糊涂账。

扯皮航旅：退款单一甩，谁都不爱

疫情让国民“旅行过年”的计划都泡了汤。

为了弥补消费者损失，中国民航局率先在1月27日发布政策，表示1月28日0时前已购买机票、且乘机日期在此时限之后的民航消费者，如若飞机未起飞可以提出退票申请，各家航空公司及客票销售代理应在客票有效期内为消费者办理免费退票，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政策一出，多家航司和机票销售网站遭遇退票潮，大量旅客的退票流程受阻，轮候处理遥遥无期。

相比航空公司的处理不及时，部分民宿平台则是选择直接给客户“使绊儿”。集千磨万险之大成的莫过于爱彼迎（Airbnb）。

根据爱彼迎官方的疫情期间退改政策，预订日期在2020年2月1日之前，入住日期在4月1日之前的客户可以免责取消。该条款的确适用于大多数在早在1月底春节前就已经预定完成的旅客，但实际上的平台操作却远没有公告中这般善解人意。

曾在1月中旬在爱彼迎平台上预定了1月24日厦门一家民宿的李梦（化名）对FN科技称，她在政策刚一出台时就向爱彼迎平台以疫情为由提交了退款申请，由此开始了平台和房东互相“踢皮球”的戏码。

先是爱彼迎的处理流程显示提交之后需要跟房东确认，如果一段时间内房东没有提出异议才给予全额退款。“然后到时间我一看，房东提出了异议，说只能退一半，剩下的要找平台要”，李梦说。

但根据爱彼迎中国的规定，平台方并不收服务费，也就是说，房东在说谎，李梦只得继续向爱彼迎平台申请强制退款。

“房东坚称自己也有损失，不能按平台出的疫情新政策处理，拒绝协商，而平台的强制退款力度也很有限，即便是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李梦称。

历经了几轮双向沟通之后，爱彼迎答应由平台直接出面给李梦退款，但前提是李梦必须出示其赴厦门机票的全款退订信息作为佐证。而彼时，李梦的机票退订还卡在航空公司的退票流程中，而爱彼迎给予的截止日期仅到1月28日。

当扯皮双方变成了航空公司和民宿平台，李梦的维权之旅变成了一场天注定，好在结果还算满意。

除去爱彼迎，还有去哪儿、飞猪等航旅平台都因各式各样的退款纠纷出现在各类投诉平台上，类似平台和商户互相推脱压榨用户的伎俩，似乎无论是河清海晏还是国难当头，都在毫无顾忌的轮番上演。

长租公寓续命：左手赶租客，右手清房东

自1月底开始，在以黑猫为代表的多条投诉渠道上就陆续出现了“蛋壳公寓在疫情期间强制驱赶租客，威胁租客，使业主聚众讨伐，租客无家可归”的投诉信息。经过多番查访，有媒体联系到了“被退租”当事人。

根据搜狐财经报道，某北京东城区的蛋壳公寓租客表示，蛋壳公寓给他规定了最终的搬离期限，原因是“房东要求解约”，而他的选择只有换租或者退租。且如果选择退租，平台虽然可以退还剩余租金，但不会赔付违约金；若是换租，蛋壳提供的是搬家代金券等优惠。

事实上，蛋壳公寓在春节期间便发布了相关政策：受影响的租户，蛋壳公寓返还10天租金，但这笔款项不得提现，仅可用于抵扣房屋服务费、维修金、水电燃气费用等。

而蛋壳公寓的租赁合同条款中则明确提到：“甲方（指蛋壳公寓）需提前收回受托出租房屋的，应提前30日通知乙方（指租客），并按月租金的100%支付违约金。”

“无论是提前30日还是赔偿违约金，蛋壳都没做到。”上述租客表示。面对强制解约，他几乎尝试了所有的投诉渠道，得到的答复始终只有“限期一周内搬走”。

如果继续细究就会发现，除去消失的违约金，甚至连“房东要求解约”的真实都存在不确定性。报道称，曾有一位房东表示，他本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收到蛋壳公寓要求解约的信函。

蛋壳公寓就像一块毛玻璃横亘在房东和租客之间，以至于大部分租客无法得知房东的真实意图，即房东是否真正要求收房，以及何时收房。

面对不断涌入的投诉，2月17日晚，蛋壳公寓在其公众号上刊发了《致广大房东的真心话》一文，蛋壳公寓在文中坦言“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面对几十万受疫情影响的租客，“如果在为他们提供补贴的同时，我们仍正常支付房东租金，就如同银行遇到了挤兑。”

言下之意，蛋壳要活，要么赶租客，要么清房东。

蛋壳公寓的求生欲自然没得说。“如果我们倒下了，真正伤害的将是各位房东和广大租客的长期利益。”蛋壳公寓表示。

或许受到疫情冲击，“难兄难弟”自如也向业主发起了“共筑平安，爱心减免”的倡议。令人迷惑的是与此同时，自如趁势开启了涨价潮。以北京通州北苑附近小区为例，根据自如官网报价，该地区房租价格涨幅普遍超过15%，北京其他地区的自如房租涨幅也多在10%-30%之间，不禁让人怀疑是想在租客不方便搬家的疫情期间“趁火打劫”。

疫情严峻，面临经济损失的商家和身在其中的消费群体展开博弈，在利益的诱使下，难免会畸变成一场场豪赌。奖品是未来的生存发展权，筹码是几百万条人命。